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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互联网公司（尤其是游戏类平台）中，技术、运营等岗位人员因能够直接接触系统接口、后台数据及内部管理权限，一旦越权操作或在利益驱动下出现不当行为，往往会迅速演变为涉嫌职务类犯罪的典型场景，这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。

　　但是在司法实践中，“修改数据”、“转售变现”等行为，不同地区、不同办案人员，甚至同一案件一审、二审，确可能出现给出完全不同的定性：盗窃罪，职务侵占罪，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？

　　因此，厘清三罪的边界，并围绕个案选择最有利的定性方向，往往直接决定案件的走向与量刑幅度。本文将以典型案情为切入点，系统梳理三罪的构成要点、司法适用逻辑及可争取的辩护空间。

　　在本文《上篇》的案例分析中，我们已经看到：同样是通过“修改公司后台数据”的方式，将公司控制下的虚拟物品变现牟利，到底应当适用哪一罪名，从表面上看往往具有相当的迷惑性。

　　因此，在《下篇》中，我们需要从具体案例中抽离出来，回到更底层的判断逻辑：要准确区分这三类罪名，必须从权限来源、具体操作方式、涉案对象的法律属性等多个维度逐一拆解，才能真正看清不同罪名之间的差异所在。

　　盗窃罪 vs 职务侵占罪 vs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：三罪名边界的全面解析

　　在司法实务中，尤其在游戏公司、互联网平台、科技企业等以“虚拟道具、积分、游戏币、电子券码、激活码、现金券”等作为核心业务资源的企业场景中，员工通过私自在后台生成游戏代币、发放虚拟装备、批量导出现金券券码、修改用户充值金额、篡改商城购买数据等方式牟利的行为并不少见。

　　而在此类案件中，盗窃罪、职务侵占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往往会出现“打架”的情况：同样的行为，在侦查、起诉、审判阶段都可能被定性为完全不同的罪名。

　　但实际上，不同罪名的构成逻辑、保护法益与量刑差异巨大。要判断员工的行为究竟触犯哪一罪，必须从其权限来源、实际操作方式以及涉案对象的性质对于三个罪名逐项分解。

　　这两个罪名的核心区别在于，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之便，还是行为人的涉案行为只是利用了工作之便。

　　以互联网企业常见岗位为例，运营经理、活动策划人员、拥有高级权限的后台管理员、财务人员等。

　　其本职工作就包括了通过后台系统创建、发放、管理、回收虚拟道具和优惠券。公司系统赋予他们的账号和权限，是为了让他们完成这些工作任务。他们对这些虚拟财产拥有合法的、职务范围内的管理权和支配权。在此情况下，滥用职务权限场景例如：

　　滥用权限直接生成：一名运营人员，其职责是策划活动并向用户发放优惠券。他利用公司发放优惠券的官方后台，超越审批权限，为自己或关联账号生成面值巨大、数量巨大的优惠券，然后将其套现。

　　修改数据侵吞库存：一名负责管理虚拟道具库存的员工，利用其调整道具数量的权限，将系统库存中的道具转移至自己的控制之下。

　　欺骗系统：利用职务上知悉的活动规则和后台操作权限，伪造活动数据或虚拟用户参与记录，骗取本应发放给真实用户的道具和优惠券，归自己所有。

　　因此，被认定为“职务便利”的原因在于：行为人获取虚拟财产的能力，直接来源于其岗位所附带的后台操作权限；其登录后台、操作系统本属职务行为，是合法的；违法之处在于把合法权限用于非法目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把行为人换成一个普通员工，他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后台，更无法实施上述操作。

　　这种行为背叛了公司的信任，滥用了职权，符合职务侵占罪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的特征。

　　另一类常见角色包括：普通程序员、测试工程师、客服人员、甚至是已离职但仍留有后门的人员。他们的本职工作不包含对虚拟道具和优惠券的生成、发放和管理。但是，他们利用工作带来的技术能力、知识或接触机会，通过侵入、破坏或其他技术手段来获取财产。例如：

　　利用技术漏洞“黑客”行为：一名程序员，在开发或测试过程中，发现了系统的一个安全漏洞（如某个未授权的API接口）。他利用这个漏洞，绕过正常的业务流程和权限校验，直接向服务器发送指令，为自己账号生成优惠券。

　　越权访问：一名客服人员，其账号权限本只能查询用户信息，但他通过猜测或其他方式获得了更高级别的管理员密码，登录后台进行操作。

　　私自部署后门程序：一名技术人员在系统中留下后门程序，即使离职后，仍可通过此外部程序修改数据，生成道具。

　　此类行为之所以被认定为“利用工作便利”，在于行为人获取公司财物的能力，并非来源于岗位赋予的管理职责，而是来源于其技术能力、在工作中发现的漏洞或其他偶然因素。

　　他并不拥有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权或处分权，其行为本质上与“外部黑客”并无本质区别，只是因为内部身份而更容易发现弱点。

　　因此，这种行为没有利用其职务本身的管理职权，而是利用了工作环境带来的便利条件进行窃取，因此应定性为盗窃罪。如果其手段涉及非法侵入或破坏计算机系统，还可能同时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，从一重罪处罚。

　　虚拟道具、电子券码、游戏币、账号等级等线上资产究竟能否认定为刑法能够保护的财物，存在不同认识。

　　实践中可以看到，同样的行为模式，在 2020 年前往往被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，而在 2020 年后，在相同事实下却更可能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。

　　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《民法典》第127条的出台。该条规定：“法律对数据、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”

　　该条款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中明确将“网络虚拟财产”列为受法律保护的客体，这相当于从国家根本层面承认了虚拟财产（包括游戏币）是一种民事权利，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代码。

　　该条文当中，将网络虚拟财产但将其与“数据”并列并单列保护，本身就是对其财产价值和法律地位的强烈认可。由此，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，越来越倾向于援引《民法典》为依据，论证账号类虚拟财产、虚拟货币、虚拟物品/道具、虚拟服务与权益（如优惠卡券、游戏礼品激活码）等网络虚拟财产，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“财物”，而落入职务侵占罪中侵占本单位“财物”的范畴之列。

　　需要强调的是，并非所有网络上的数字资产都会自动被认定为受保护的“虚拟财产”。在司法实践中，法院通常会考量以下要素来判断其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虚拟财产：

　　价值性：具有使用价值（能满足人的某种需求，如娱乐、社交、存储）和经济价值（可以在市场上交易、变现）。

　　可支配性/排他性：能够被特定民事主体（用户）排他性地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（如转让、赠送、出售）。这是财产权的核心特征。

　　合法性：其来源和用途必须是合法的。通过非法手段（如黑客攻击）获取的，或用于非法活动的，不受法律保护。

　　由此，我们可以延伸讨论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：在 Web3、加密货币领域，是否所有代币都能够被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“虚拟财产”？

　　邵律师认为，加密货币能否被视为“虚拟财产”，仍需结合其是否具有真实的价值基础、是否通过合法劳动或投入产生，以及其用途是否合法等因素综合判断。

　　首先，对于主流虚拟货币而言，如比特币（BTC），是通过“挖矿”（工作量证明）获取，这一过程被视为投入计算资源和电力成本的劳动。“挖矿”过程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（矿机）、能源消耗（电力）和运维劳动，符合“因投入而产生价值”的逻辑。BTC拥有全球性的、公开透明的交易市场，有明确的、可查的、以法定货币计价的市场价格。其总市值巨大，被广泛视为“数字黄金”。它作为一种价值存储工具、跨境支付媒介和在特定社区内的交换手段，具有明确的使用价值。

　　其次、例如，对于Meme币（如狗狗币DOGE、柴犬币SHIB等）而言，情况则完全不同。这类币通常起源于网络文化或玩笑，其价值 heavily relies on 社区共识和营销炒作。与BTC的挖矿或ETH的智能合约开发不同，Meme币的创建技术门槛低，通常没有实质性的技术投入和生态建设劳动，大多数Meme币缺乏实际的技术应用场景、生态系统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其价值主要建立在投机性和社区情绪上。

　　所以，BTC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受保护的“虚拟财产”的可能性较高。尽管其在金融领域的用途受到限制，但这并不否定其作为财产本身的属性。

　　至于更多种类的代币，则必须结合个案判断。如果某代币被认定为传销币或诈骗工具，它通常会被视为非法财产或犯罪工具，自然不受保护。而对于一些“无害”的 Meme 币，若其在现实中具有客观市场价值，法院也可能将其视为应受保护的虚拟财产，但这种认定在实践中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。

　　职务侵占罪的成立门槛最高，它要求同时满足 “对象是财物” 和 “手段是职务便利” 这两个必备条件。而一旦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，案件的性质就会向盗窃罪或计算机犯罪方向转变。

　　首先，对于更多的涉及到（例如“钻石”、“优惠券”、“积分”、虚拟货币）等侵害对象而言，仍然需要看办案人员如何看待涉案行为所涉及的犯罪对象，能否被认定为“财物”。但我们通过此前文章《案例点评 程序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虚拟货币，获利3万，获刑3年半》、《虚拟货币被盗案，是构成盗窃罪，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？》当中，邵律师所提到的案例可看出，在实践当中，虚拟财产是否会被认定为法律所保护的财物，并没有因《民法典》的施行就达成了统一标准，从而必然将诸如员工例如工作之便所实施的相关行为认定为盗窃罪。

　　其次，正如本文《上篇》提到的案例当中第二节事实，当虚拟物品更多体现为一种身份标识、服务资格或功能权限，其本身不能直接兑换为现金，其价值难以被直接、精确地货币化衡量时，司法实践更倾向于将其认定为“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”。

　　例如，某游戏公司的程序员，其职责是维护代码，并无权限发放游戏道具。他通过技术手段，绕过后台验证，直接修改数据库，为自己的账号生成了一把极其稀有的武器（该武器无法在官方平台交易，但玩家私下有交易市场），然后通过第三方网站出售账号获利。

　　再如，某软件公司的测试工程师，利用测试账号发现的漏洞，将自己在某社交软件上的账号等级从“VIP1”修改为最高的“VIP8”（享受免广告、专属皮肤等特权），然后将该高等级账号出售。

　　前述“武器”、“VIP8等级”在这里的核心属性是一窜存储在服务器上的数据代码。虽然它们在黑市上有价值，但这种价值是间接的、依附于账号本身的，并非公司官方认可并可直接变现的货币。公司的直接损失并非一笔明确的现金，而是其数据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遭到了破坏。

　　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来看，由于不同办案人员的认知差异，即使是在司法理念相对成熟的北上广地区，也经常出现侦查、起诉、审判三方，以及一审和二审法院之间对罪名认定分歧明显的情况。

　　从律师辩护的角度来说，这恰恰意味着，对于具体个案而言，我们仍将有极大的辩护空间。例如：

　　如果行为人的涉案金额较高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最高判7年，而盗窃罪、职务侵占罪最高可判无期；

　　在邵律师遇到的某真实案件当中，行为人的涉案金额为100万元，最初检察院认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，建议法院判处5年以上，但经过律师的沟通与博弈，最终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，判三缓三；

　　还有在某起Solana盗窃案当中，当事人获利几千余元，原本公安定的是盗窃罪，但我们坚持主张涉案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，案件最终在公安阶段予以撤销，实现了理想的辩护效果。
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这类案件的辩护策略绝不是“套用法条”那么简单，而是在复杂、快速变化的司法认知之间，为当事人找到最优解，在在事实认定、权限来源、数据属性、系统规则等关键节点上做出清晰的法律论证，并促使办案人员理解并采纳这一思路。

　　因此，对这三类罪名的精准区分，不仅是作为法律工作者对自身的专业要求，更往往决定案件最终的走向。

　　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辩护细节，都可能影响罪名的定性以及量刑区间，决定案件从“重罪”落到“轻罪”，甚至从“有罪”走向“无罪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