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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见催款无果，李女士将 “张某” 诉至法院，对方竟主动达成调解协议，法院还出具了司法确认裁定书。可当她申请强制执行时，却被法官告知 “查无此人”。

　　现实中，很多人像李女士一样，遭遇财产损失后先想到 “打官司要债”，却不知看似的 “民事纠纷” 早已踩了刑事诈骗的红线。

　　湖南新田县更发生过 7 名债权人先提民事诉讼、胜诉后却无法执行，最终查出借款人涉嫌诈骗 700 余万元的案件。

　　比如生意失败无力还款、暂时困难等，行为人最初并无占有财物的非法意图。

　　最高法司法案例研究院明确指出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是区分两者的关键标尺。湖南新田县的谢某以 “资金过桥”、高额利息为诱饵借款 700 余万元，实则全部投入虚拟币和网络博彩，还伪造工程合同掩盖真相，其非法占有目的一目了然。

　　刑事诈骗则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事实，如陈某伪造身份、房产证，谢某编造新疆工程投资项目，通过全套虚假信息让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。

　　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返还财产、赔偿损失，最多承担违约责任，如法院判决借款人还款付息。

　　，像谢某因诈骗 700 余万元被判 13 年 6 个月，陈某也获刑 3 年。

　　这类案件最易混淆，湖南新田县的谢某案就是典型。她先以 “资金过桥” 短期借款、按时付息获取信任，随后以 “项目持续需要资金” 为由截留本金，累计骗取 7 名亲友 700 余万元，全部用于虚拟币交易和博彩，最终血本无归。

　　若借款人出现 “借款时无还款能力、虚构借款用途、挥霍借款、事后隐匿” 四项特征，就可能构成诈骗。

　　。最高法曾审理的滑翔游乐园贷款案中，企业虽用虚假财务报表贷款，但资金实际用于项目建设，且银行明知材料不实，最终认定为经济纠纷而非诈骗。但如果像谢某那样，伪造工程合同骗取借款，或签订买卖合同后根本无货可供、收取货款后失联，就符合 “以虚构事实签订合同，骗取财物” 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。

　　湖北枣阳陈某案揭示了这类诈骗的隐蔽性：通过招聘、交友等渠道虚构身份，用伪造的证件、人设获取信任后借钱，甚至通过民事诉讼拖延时间、继续诈骗。

　　这类案件中，行为人从接触之初就编织谎言，民事调解、出具借条只是诈骗链条的一环。

　　借款或签约前，通过 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 查企业资质，要求个人出示身份证原件并与公安系统比对（部分地区政务 APP 可核验）。

　　要求对方说明资金具体用途，留存相关凭证（如进货合同、项目计划书）。谢某声称资金用于 “新疆工程”，但债权人要求考察时却百般推脱，此时就应警惕。

　　民事纠纷中，债务人可能拖延但会沟通还款方案；诈骗分子则会编造新谎言（如 “贷款马上到账”“项目突然亏损”），甚至失联。

　　单个债权人涉案金额超 3000 元（部分地区 5000 元），或多名债权人累计损失超 5 万元，就达到诈骗罪立案标准。

　　湖南新田县 6 名债权人起诉金额达 600 余万元，明显超出普通民事纠纷范畴。

　　从陈某用假身份骗取民事裁定，到谢某以 “资金过桥” 名义大肆诈骗，这些真实案例都在警示：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的边界并非不可逾越。